《中國時報》近日製作了〈未竟的革命〉稅改專題，適切的提到了財稅改革的必要性。而新任財政部長劉憶如，一上任就籌組「財政健全小組」，藉以延續六○年代以降各內閣階段一系列賦改會、稅革會等機制的未竟之功。其實不論是賦改、稅改或財政健全，背後都隱示著國家財政的不盡善不盡美問題。
財政，是一個國家公共資源的徵集、配置與利用；好的國家財政機制，須能同時作好事前的經濟社會促進及事後的國民財富再分配。如果今天台灣真正想要作好國家財政革新，就必須超脫財政部門程序、作業層次思維，而從整個國家經濟社會成長發展的大願景觀點著眼，來談財政改革，才真正達得到檢視國政良否的目的。
如果從比較宏觀的角度，看台灣的財政體質與績效，應是屬於名列世界前茅的財政穩健國家：國民租稅負擔率偏低，財政債務偏低，經濟社會成長良好。
在多數國際經濟幸福指標占居前列地位的稅負率，台灣一向也都處在良善指數二○％以下水準，二○一一年不過十二．八％，相對於絕大多數先進經濟體（星港除外）之皆在二六％到四二％者，的確是偏低的。國家公共債務比例，亦是偏低的，全球平均值是九五％，但台灣自設的法定上限就是四○％，而歷年實際值更鮮少超過三五％。這種國家財政策略，與廿世紀以來，債務人優勢論取代了債權人優勢論，以致外債是國家安全保障的全球大環境趨勢，尤其是完全相悖的。
目前台灣所應進行的財政革新，「財政紀律的講求」最應優先於稅項與稅收增加的計算。影響財政效率的機構障礙與人謀錯失問題，一直是過去二十年來國際透明組織所詬病，也是國家競爭力評比指標「政府管理落後」的癥結。而在財政配置利用上，過度花費在政府消費職能（包括福利支出）上，而太少花費在國家生產職能（部會）上。參照國際間財政正常穩健國家，對於前者之支出比例，鮮有超過四分之一之上限者，但目前的台灣，竟然高達四六％以上，已成為世界上大有「希臘化」嚴重傾向的國家。而相對於那些績效表現尚好的逾限國家，係以經社部門（產業）或機構組織（企業）作為主要花費之對象，但在台灣卻完全祇有針對個別家戶及個人的移轉性支出，尤易致釀「過度福利症」的國家病。
今天社會最所關注的資本利得稅（富人稅）之改革，最須注意的是，國家稅捐徵集的「資料稅」本質（惟其有資料者才課得到稅，所以薪資所得者無所遁逃）以及稅率水準訂定的可接受度問題。一般資本利得（富人主所得），在三方面：一是證券（股票、債券、票券等）交易，二是不動產交易，三是珍寶古物稀貴品買賣持有。前者，台灣祇有交易稅，卻沒有所得稅；後二者，在台灣因為沒有資料，所以連交易稅也難以徵取。
其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參仿多數英聯邦國家的實務，成立「交易所」機制：讓不動產與珍寶古董稀貴品都像證券交易一樣，集中於都會區域的不動產交易所，或全國公開拍賣所，進行公開交易及移轉權屬登記。則即使祇能徵取到交易稅，亦因為公分母的厚實加大，一樣可以有效倍增國家稅收。
資本利得稅（富人稅）的稅率，則必須低於其匿報逃漏成本，乃具可行性；遺贈稅率降減為原本的五分之一，淨稅收反而百倍增加的經驗，應該是最好的借鏡。
最後建議財政健全小組，能夠超越財收稅改的框限，而以國家財政革新的格局與眼界，尋索大開大闔的興革作為，核決國家公共資源的徵集、配置與利用，而不可止於斤斤計較如何拔到更多鵝毛而罷了。
（作者為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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