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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1月28日,蘇丹反政府武裝綁架了29名在蘇丹南科爾多凡州從事基礎設施建設的中國工人。僅隔兩天,25名中國公民遭埃及貝都因部落劫持。目前,兩起劫持案中的人質已重獲自由。 但是,連續兩起綁架中國人事件,再次引發了國人對於中國企業在非洲生存現狀的關注。
商務部數據顯示,2011年前三季度,中非貿易額達到1222億美元,同比增長30%,已接近2010年全年水平。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預測,2011年中非全年貿易額將創歷史新高。

Zuma Press/Newscom
去年9月,鐘建華在比勒陀利亞講話 。
與此同時,中國對非洲投資也保持大幅增長。截至2010年底,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存量達到130億美元,在非洲投資企業超過2000家。2011年前三季度,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達到10.8億美元,同比增長87%。據粗略統計,中國在非洲從事商務、勞務活動的人數或達百萬以上。
非洲超過10億人口的潛在市場預示著這塊大陸巨大的發展機遇。然而,與飛速增長的貿易投資數據相伴隨的,是針對中國投資不斷出現的批評與質疑。中國企業在非洲,正面臨來自當地社區和國際社會某些人士越來越多的審視,特別是在勞工關系,法律法規和環境影響等問題上。
對於中國企業而言,走進非洲的挑戰從來沒有減輕,即使是一些已經在非洲歷練多年的中國企業,仍在為雙方迥然不同的勞動文化和社會環境而倍感困擾。
勞工摩擦是中資企業在非洲面臨的最為普遍的挑戰,與當地社會和工人的溝通不暢,往往將矛盾進一步激化。
2010年發生在讚比亞煤礦的槍擊事件便是這一問題的極端體現。
同時,許多非洲國家尚未安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也為在當地運營的中資企業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2011年歲末,在南非行政首都茨瓦內市(又名比勒陀利亞),時任中國駐南非大使鐘建華接受了財新《中國改革》記者的專訪。鐘建華大使強調,中國在非洲的投資現狀仍然處於初級階段,應以一種寬容的視角理解彼此文化的不同。
對非洲的基礎研究很不夠
財新《中國改革》:請問目前中國公司在南非的投資狀況大致如何?
鐘建華: 目前中國在南非的投資有幾種類型,比較大的是金融性投資,如工行投資50多億美元買下標準銀行25%的股份。此外,還有資源和制造業的投資。總體上逐年增長,勢頭很猛。麥肯錫曾經有個報告講,中國現在的年回報率在3%-4%左右,而在非洲大陸是20%左右,在南非是19%。這麼大的回報空間,吸引力肯定是很大的。而且,中國有產業升級的需求,產業必須轉移。
財新《中國改革》:在中國產業轉移的過程中,與東南亞、拉美等市場相比,非洲市場有什麼特別之處?
鐘建華:非洲有10億多人口,市場潛力巨大。對比東南亞和拉美地區,非洲的潛在需求空間從人口規模到擴展空間都大得多。因為起點越低,向上提升的空間越大。在拉丁美洲,人均GDP已經達到6000-7000美元,東南亞的人均GDP還要更高,這和非洲人均GDP從300美元進入3000美元的擴展機會是不一樣的,這就是非洲的意義。
南非對於非洲大陸,相當於香港對於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內地。南非具有完善的商業市場機制、銀行系統、法律體系,政治比較穩定,通信交通比較發達。另外,南非還有許多對非洲事務很了解的專家,同時,南非在非洲內陸的投資已經很多,從這裡向非洲腹地發展,進退自如。過去,許多中國企業直奔非洲其他地區,比如剛果、安哥拉等,而現在的趨勢是先把總部設在南非,再向外輻射。這是從短期意識向長期戰略的轉變。
財新《中國改革》:概括而言,中國公司在南非的投資是已經比較成熟了,還是仍然處於初級階段?
鐘建華:不同的產業情況不太一樣,進入比較早的,比如海信、中鋼,已相當成熟,人脈關系、運作環境都已很清晰。工行經過幾年的發展,基礎已經打紮實了,通過標準銀行在非洲的網絡,開始滲透到非洲其他國家和領域中去。華為和中興也差不多,運作進入了比較平穩的階段。但是,也有一些剛剛進入南非的企業,發展並不順利,因為這裡的環境和國內很不一樣。總體上來講,如果西方國家在這裡是100分的話,那麼,中國平均在20-25分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財新《中國改革》你認為目前中國企業進入非洲主要在哪些方面有所欠缺?中國企業在進入非洲之前最應該了解什麼?
鐘建華:如果說西方在非洲的操作是以大兵團正規軍的方式進行的話,中國企業就還處於遊擊隊的階段,甚至有些大型國企也是如此。打個比方,有一個礦價值十億美元,西方企業來做的話,就會先投入2000萬美元,把人員調集起來,從技術水平考慮做起,對於地質、技術、融資、法律保障、當地民情一一調研,讓專家做論証,然後制定完整的計劃,包括如何操作,與政府怎麼聯系,與當地民眾怎麼溝通,法律上怎麼應對,他們甚至會制定30年的行動計劃。而中國企業往往是背一包錢來往桌上一放,來三個人,可能還有兩個不會講英文。這就是差異。人家先拿2000萬美元做可行性研究,很可能這筆錢是不準備要回去的,中國企業可能覺得30萬美元搞這個都太多了,甚至有些中國企業家認為把某位南非政府官員搞定就可以了。
原因在於企業文化和對外開放程度的差異。跨國公司在全球攻城略地經營多年,經驗豐富,中國企業現在還總是把國內的經營方式帶出來。所以,中國企業走出去前路漫漫,需要大量學習,栽跟頭也是難免的。這也是個文化遞進的過程。中國企業走出去這一進程不僅在於尋找新的生存空間,也在於提升國際化、產業化和正規化。
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不要過分政治化,企業就是搶生存,搶利潤,雖然會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但未必有那麼多。即使有政治背景,也只能用經濟手段解決。企業必須變成一個經濟動物,一個嗅覺良好的經濟動物,有健全的肢體和大腦。
我現在最關注的是,我們對非洲的基礎研究很不夠。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把研究重點放在對我們最具吸引力和構成最主要威脅的地方,對發達國家的研究在很長時間內是我們最主要的關注點。在對非洲的研究上,我們停頓了很長時間,總體來講,數量不夠,深度不夠,國家的投入也有限。
財新《中國改革》: 目前,中國企業和歐美企業在非洲市場的競爭如何?
鐘建華:歐美企業不可能壟斷非洲市場。不過,以往給人的印象不是這樣。以白金為例,南非有世界白金儲量的60%,產量的80%,但是,白金交易市場在倫敦,市場價格由倫敦操縱。再比如讚比亞當年大量投資銅礦,但是,銅價被操縱到很低,結果虧損很大。
現在,中國這個大用戶出現了,中國跟非洲的合作就是保証在今後多少年內買多少東西,別人不買我都要買。因為有了這個需求,就讓投資風險降低了。西方雖然能夠操控價格,但其實是以空做空,而中國的進入是擋不住的,中國帶來的希望就是大量的潛在需求。非洲自己將來的需求也很巨大。這些都是西方很難操控的。這也是中國進入非洲讓西方感到威脅的原因。西方對非洲的控制被打破了,不是由於政治意識,而是由於市場的剛性需求,這是難以抗拒的。
財新《中國改革》: 中國進入這個市場所具有的優勢和劣勢各是什麼?
鐘建華: 中國的優勢就是市場巨大,資金雄厚,有自己發展的經驗,而且中國人有難能可貴的企業家精神,肯吃苦。但是,中國的劣勢也比較明顯,對國際規則還很不了解,對非洲的了解也遠遠不夠。
國家協同戰略在非洲行不通
財新《中國改革》:有些企業家認為,中國企業在海外運作需要國家層面的協同,怎麼看待這個訴求?企業在海外市場面對政治不確定性應該怎樣應對?
鐘建華:長期以來,中國是一個官員主導的社會,但國家協同的戰略在非洲是行不通的,否則就回到殖民主義的道路上去了。
對於政治不確定性,所有企業面臨的情況是一樣的。規則是所在國家制定的。高風險,高回報,大家在同樣的環境中,憑什麼中國企業要靠政府關系?
我們永遠不要低估兩樣東西,一是市場,二是當地民眾的智慧。哪個地方都有好的企業和不好的企業,終歸要經歷優勝劣汰的過程,關鍵是我們的官員不要庇護惡劣的企業。
文化差異無關乎道德
財新《中國改革》:國際社會某些人士對於中國企業在非洲投資持批評態度,比如,有些人指責中國企業使非洲腐敗惡化,但也有些人認為中國企業在海外對投資承擔了與之不相稱的指責,怎麼看這個問題?
鐘建華:國際上的批評聲音有很多種,有些批評是出於競爭需要,有些批評卻是因為中國企業做得不夠。這又分幾種情況,一種是中國企業對非洲了解不夠,應該知道的還不知道,但還有一種情況是將一些醜陋的東西從國內帶到國外,比如用國內對付農民工的方法對待本地工人,這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還有深層次的文化問題。所以,中國企業在非洲碰到的批評,如果原因僅僅在於無知和欠缺,是可以改進的;但如果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要等到國內的企業文化改變了,中國企業在國外的行為才能隨之改變。
至於腐敗問題,西方企業也面臨這樣的問題,到一個腐敗的國家怎麼辦?西方企業也不能免於行賄。如果有具體的指責說哪個中國企業在這裡做了不合法的事情,你告訴我,我去調查,籠統的指責沒有意義,只能說明有道德偏見而已。
西方國家參與非洲大陸的發展已經有幾百年了,現在,中國作為一個新的進入者,面對一些指責是難免的,要徹底扭轉別人的心態也很難。但是,必須看到的是,既然建立了全球這個大市場,中國的進入是不可避免的。的確,中國的介入是屬於賣什麼什麼便宜,買什麼什麼貴的情況,但是,西方和非洲都享受到了其中的利益。現在,一桶石油的價格超過100美元,如果中國撤出去,你看油價會跌到多少。非洲的這些原料輸出國確實從中獲益,而且,中國的廉價商品確實解決了底層民眾的民生問題,讓許多底層民眾過上了體面的生活。
財新《中國改革》:總體而言,非洲民眾對於中國投資的態度是怎樣的?非洲國家對於外來投資的政策走向如何?
鐘建華:任何社會有不同階層,在中國,針對同樣一件事情,觀點五花八門,在非洲也是這樣。因此,不要把某一種觀點徑直當作是某個國家或者這個國家全體人民的觀點。當然,從局部來說,企業在一個地方運作,當地的反應和態度是值得注意的。但是,我不太讚成過於抽象和籠統地看待非洲。
殖民時代給非洲遺留下許多問題,比如國境線很多都是當初殖民者在地圖上一條直線畫下來,基礎設施全都以此為界,使得兩邊的經濟行為全停在人為設定的界線上,非洲大陸因此四分五裂。據非洲聯盟統計,現今非洲大陸內部貿易只佔到非洲對外貿易總量的11%。非洲急需發展內部貿易的流通,中國現在幫助非洲做的就是這件事。
非洲正處在摸索過程中,目前,非洲還沒有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所以,才有這麼高的失業率和犯罪率,有這麼多的資源卻不知道如何利用,而現有的財富又分配不均。過去的獨立運動使非洲大陸得到了政治上的自由,現在非洲走到了一個需要自己摸索發展道路的階段。中國願意在這個過程中提供幫助,把過去的經驗教訓告訴非洲,希望非洲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財新《中國改革》:文化差異是許多中國公司在海外面臨的挑戰,怎麼看待中國與非洲的文化差異?
鐘建華:非洲的文化和中國完全不同。歷史上,由於自然環境適宜,災荒很少,使得非洲人不像中國人那樣具有對未來的不可知感和不安全感,使他們缺少儲蓄的習慣。大多數非洲人認為,到不得不工作的時候,我才工作;一旦報酬足以維持基本生活,就該停下來。你不能不理解這種文化差異。這無關乎道德,只是生存的需求問題。我們很難改變他們,一定是他們改變我們。我們不應該從文化上和道德上去批評別人,只能適應並幫助他找到適合的發展方向。
財新《中國改革》:請問你怎樣看待人民幣國際化在非洲大陸推廣的前景?
鐘建華:很多中國人對於人民幣國際化有很高的期待,甚至有政治上的期待,覺得人民幣全球化是中國興旺的標志。這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我不覺得人民幣國際化有這麼大的政治價值和意義,更何況人民幣國際化現在還處於很初級的階段。
人民幣市場化可能是對我們比較大的一個挑戰,想讓人民幣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恐怕主要取決於它的市場化程度,它是根據需求在浮動嗎?還是根據中國政府的意志在變化?只要人民幣被認為還是隨著中國政府的意志而變化,它被其他國家所接受的程度就會非常低。
如果經濟穩定不能反映在人民幣的幣值穩定上,或者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能反映在人民幣的升值上,人民幣國際化就會受到阻礙。市場化越徹底,人民幣被其他國家接受的程度就會越高。
中國政府越徹底地退出對人民幣幣值的影響,人民幣越容易被全球接受,但是,它進入全球市場也容易遭受市場波動帶來的沖擊。這是有利有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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